多年以来，陈四益先生的杂文小品和丁聪先生的配套漫画一直是《读书》杂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称为“《读书》的开篇风景”。
其实，大到时代，小到《读书》，早就或快或慢、或显明或潜隐地在改变着了。“陈文丁画”与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的时代、与变得越来越玄奥的《读书》之间，关系显得越来越不协调，从
无论是五四还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橥的都是“民主”、“科学”的大旗，强调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一切，评断一切。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与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同样享有恒久的影响。“陈文丁画”的作者都顶礼鲁迅，但并不诚惶诚恐、亦步亦趋。众所周知，鲁迅杂文具有很大的偏激性，追求的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效法鲁迅的陈四益别有会心，他摄取的是鲁迅观察问题的敏锐识力，文字则尽量洗净愤激，由事入手，以理服人，纯然一派博雅君子风范，虽也偶见金刚怒目的呵斥、菩萨低眉的叹息，但褒贬之间自具分寸，并非一味嘲讽笑骂，而是用九方皋相马的功夫洞察对象的方方面面，借庖丁解牛的手段剖析问题的枝枝节节，总的来说，气盛而言宜，不脱理性色彩，从风格上看，似乎更近于胡适。
且读一读这样的文字――“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国家的复杂的时代……一边是外国搬来的旗号、主义多得令人发怵；一边又大讲‘三纲六纪’，以为这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边是卡拉ＯＫ、桑拿浴、现代舞、摇滚歌星；一边又是讨小老婆、抽大烟、吃花酒、看风水”（《世相图・土洋结合》）。三言两语即勾勒出反常世态，笔力直追鲁迅；“或许，民主就是处理国是的程序，一种谁也不能公然违背或随意绕开的程序，一种可以最有效地保证由民做主的程序，一种主要用以限制为政者滥用权力、违背国民意愿的程序”（《世相图・民主是什么？》）。一招一式又总不离启蒙思想，话语神似胡适。“一个民族，没有了讲真话的勇气，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社会，没有了讲真话的环境，是难以前进的社会”（《世相图・五不怕》）。掷地有声的警示，依稀鲁迅风骨；“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有自由、活跃的思想，这才能有创造、有革新、有发展、有进步。欲以思想之僵化来换取社会之稳定，代价实在太大，而且往往得其反，适足造成社会的不安――因为僵化毁坏了社会的适应与调节机能，这是有史为证的”（《世相图・思想纠错》）。条理分明的述说，颇得胡适风神。至于提出“为政者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一切都要由他们来发明，而在于能通过一种制度，把整个民族的思想潜能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从中筛选出适应于当前需要的元素，组成可以实施的治国方略”，则俨然是胡适“三无”主张――“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的另一种表述；然而尚不止此，接下去笔锋一转，又变成了鲁迅的冷峻：“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喜欢把一切成功都算到某一个人――比如‘圣天子’――头上。起初或许是众人的谦逊，也或许是有心的逢迎，但后来便成为一种通例，谁不遵守，就会被清除。于是，一切好主意算在一个人账上，渐渐变成了只有一个人才可以说‘好主意’（哪怕只是个馊主意），众人则只能唯唯诺诺，听任这一个人胡调”（《竹枝图・跋》）。出语尖新，细思又理路井然，锋利而明快，条畅而通达，激切的意绪与平和的理性在这里得到了自然的统一。
在这个酷评、戏说、调侃、灌水、无厘头搞笑盛行的年代，多的是信口雌黄的轻佻和咬牙切齿的偏执，相形之下，益见出作者清明理性的可贵。在理性的烛照之下，日常习焉不察的各种怪现状一一在作者的笔底现出原形，无所逃遁。批评的锋芒所向，首在体制的弊端：“上好事功，下即虚报；上恶阙失，下即噤口；上好形式，下即多生花样”（《唐诗图・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一人当官，七姑八姨咸任要职。一人作宰，子女亲友皆有安排”（《唐诗图・何曾见天上，着得刘安宅》）；“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上面要求下面就地化解矛盾”，“一路转下去，到了乡镇，无可再转，遇到要上访的群众怎么办呢？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霸蛮――一关二罚”（《世相图・就地化解》）；“官位既然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自然也就形成了市场――不管它是在明处还是在暗里”（《世相图・买官市场》）。
与体制积弊紧密相连的是精神世界的混乱：“算命、看相、风水、圆梦、房中术的书已经印得满街都是，好像这些都是今日亟待普及的国粹。粹与渣在一些人眼中似乎真的要泯灭界线了”（《世相图・粹与渣》）；“据说，孔夫子的教训依旧是今天道德重建的基石。要稳定么？好办，搬出三纲六纪，便可重振纲常”（《世相图・难得摩登》）；“好像又到了另一个浮躁的年代。人人都想发财，而且要暴富”，“于是八仙过海，各逞其能，条条道路通发财：萝卜充参，猪肉注水；昼销假货，夜受贿赂；闯关走私，弄权致富；明偷工厂，暗窃国库；滥捕珍禽，乱挖古墓。等而下之，还有绑架勒索，撬门入户；逼良为娼，聚众滥赌……就连做学问的也骂人图名，抄袭成书”（《世相图・浮躁》）。“陈文丁画”中有一组文字最初发表时曾冠以“精神现象零拾”的总名，即此便不难看出，作者对民族的精神生态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其着眼点仍在于五四先贤急欲改造的国民性。鲁迅曾经说过：“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二心集・习惯与改革》）。有鉴于此，“陈文丁画”大量的篇章都是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出发，通过对社会病态的针砭，在精神领域里拨乱反正、激浊扬清，明诏大号地提醒人们警惕封建幽灵作祟，倡导建立健康、合理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文化生活，以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尽快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洞悉历史底蕴、富于现实经验的作者惯于以犀利的眼光观照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正因如此，他们对许多社会现象的评析往往显示出惊人的预见性。拿丁聪先生的话来说：“那能嘎噱格，嘎许多年前画格，同现在格事体贴得嘎紧”（《世相图・跋》）。一仍旧贯还算好的，有些现象甚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１９９７年北京的状况是“长安屋贵，居大不易”，“住房一米，售价五千，月薪四五百之小民，毕其一生之积蓄，犹不能购五六十米之蜗居”（《唐诗图・连云大厦无栖处，更绕谁家门户飞》）。那么现在如何？似乎是不待多言而人人心中雪亮的。身处此境，“无大官之位，无大款之财”的平民百姓又岂能不“兴望屋之叹”？
还可以举两个更典型的例子。２００４年春天，上海国际赛车场初步落成，“陈文丁画”中有一篇专就此事发表评论：“对于Ｆ１赛事，‘烧金’也罢，‘狂欢’也罢，‘刺激和享受’也罢，先别忙炒作，先把这场赛事能否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搞清楚再说不迟。否则，法律法规不是形同儿戏了吗”（《世相图・忧心Ｆ１》）？检点日期，文和图作于２００４年３月。两年半以后的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据媒体报道，号称“中国Ｆ１教父”的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郁知非被有关部门传召，“协助调查有关上海腐败案及上赛场运作中存在的违规操作事宜”。事实证明，冷眼旁观者的“忧心”并非毫无根据的杞忧。还有一篇谈论节日的文字，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其实却触及到中西文化抉择的大问题。文章指出，对于从外国引进的节日，排斥者“大体是从卫道的角度出发”，认为“引进外国的节日便会搅乱中国固有的文化”。可是如孔诞之类的中国节日“只是教人磕头祭祀，单调得不像一个节”，“没有群众性参与的乐趣，所以渐渐地被人忘却了”；“倒是圣诞节，又是平安夜，又是赠贺卡，又是大采购，又是圣诞老人给孩子送礼物，热闹得紧，耶稣诞辰倒不过是大家玩乐的由头。于是喜欢热闹的老百姓，不管信教的不信教的，都过起了圣诞，卫道者的排斥归于无效”（《世相图・节日的引进》）。文图发表一年半以后的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媒体上出现了十博士的联合署名倡议书，宣称中国人过圣诞是“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故而要“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动辄发宣言、喊口号，自以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似乎是多年的狂热政治所带来的后遗症。维护民族文化的热心诚然可感，但这种做法多少有些滑稽，与作者的善于体贴人情世态相比，不说荒唐可笑，至少是显出了迂阔和偏执。
议赛车，说过节，犹是小焉者也，“陈文丁画”中还有更为严冷的儆戒，针对的是日益倾颓的世风：“今人之忧，在奢靡，在贪贿，少数暴富，多数守穷。及至私囊中饱，国库掏空，则国势弱而私室强矣”（《唐诗图・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在社会公正的代表者也在蜕化为富人‘追星族’的时候，社会资源短缺的穷人究竟能否共同富裕起来，只怕是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得多的课题”（《世相图・贫富的机会》）。无忌无隐的直言中包含着无尽的忧思，令人警醒，更促人反思。
最为难能的是，两位作者一直葆有活跃的开放心态，总在努力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出于以往的习惯，作者曾对某些新潮时尚颇有微词，如就染发和品牌命名等问题发出过“黑发何尝不佳，何必染绿染黄？国货名亦称好，何必洋调洋腔”（《唐诗图・岂无青铜镜，终日自疑丑》）的慨叹。然而很快就认识到“人之饮食亦如衣着，易趋新而厌旧”，因而对于“引进快餐”、“引进节日”等新生事物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引进快餐之卫生、便捷、标准化实旧有小吃店所不及，加之口味适合儿童，桌椅亦添童趣，故能抓住儿童，因便带来成人”（《竹枝图・引进快餐》）；“本土的节日没有了，就从外国引进，也是事理之常，排斥是无效的。与其指责青年男女过洋节，不如想想为什么原先很能给青年人带来些快乐的节日总要弄到归于消失才肯罢休”（《世相图・节日的引进》）。“与时俱进”一词近年忽然时兴，成为了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语汇，但能切实理解个中真义、跟上浩浩荡荡世界潮流的究竟为数几何，也还大成疑问。对照一下丁、陈两位先生，不知有多少坐井观天、故步自封之辈应该愧杀。
以月旦文坛人物为己任的《齐人物论》曾对陈四益作过如下的评骘：“陈四益先生的文字，应该属于国宝级，在我眼里是和大熊猫不相上下的。当然仅指他的‘文言’，不包括其白话小品和近来越写越油的打油诗。这表明，‘搭卖’之道是行不通的，陈四益‘别才’惊天，这既成全了他，也限制了他，使他不具备两栖发展的条件。为什么非得两栖发展呢？套用马克思的妙语：我们羡慕狐狸的诡谲多智，为什么就不能欣赏刺猬的‘只此一招’呢？”陈四益是“只此一招”的刺猬吗？熟悉他的人都可以作证，他绝对是一只标准的狐狸。不必远征旁采，即以“陈文丁画”为例，二十年来，陈先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杂文形式，从“双百喻”、“唐诗别解”到“诗画话”、“杂咏”、“京都竹枝”再到“精神现象拾零”、“准花鸟虫鱼”，由寓言而随笔，由文言而白话，由文而诗而诗文合一，勤勤恳恳，认认真真，轻轻松松，洋洋洒洒，不断变脸，不断转型，充分挖掘了汉语言文字表达上的各种潜能，形成睿智幽默、明快简练的陈氏文风，曲高和众，名满天下。
“陈文丁画”的另一位作者，年逾九十的“小丁”内涵更加丰富，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大书，从老上海的石库门到战时重庆的“二流堂”，从北大荒的云山农场到团泊洼的干校，他以自己源源不断的漫画创作记录和见证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吉凶祸福、起落兴衰。丁先生自承“好像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阅尽沧桑而不改其度，不失赤子之心，一如既往地眷恋文化，好学深思，难怪他一下笔总是要带出浓郁的书卷气，也总是那么干净、准确、传神，不见一点赘余的成分，更往往在文字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巧妙地加以发挥，着手成春，自具气象，正应了杨宪益的评价：“丁侯作画不糊涂，笔底才情敌万夫。”像《百喻图》里的《水患》讲一户人家为避水患，多次会议迁徙，毫无结果，最后终为洪水所淹；画中一家老小在没颈的大水中徐徐商讨搬迁事宜的情状栩栩如生，将文内“水至，而议犹未决”的结语阐发得一无剩意而又绰有余音，使人忍俊不禁。《言路》中漫画的表现比文字更夸张，故事里的海外国王下诏严禁妄言是非，于是国人“咸缄其口”；画中除国王与执法之吏外，余人皆以布帛封口，一位衣冠中人甚至还戴上了当日所无的口罩，这种《故事新编》式的穿插新奇而有趣，是作者“漫画要有讽刺的东西，如果兼顾幽默更好”（《最后的文化贵族・丁聪》）这一艺术主张的完满实践。《古风》里的刺史某“恶世风之嬗变”，告诫家中女子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尔辈当振古风，不可媚俗。”于是众女“皆被发倮袒，但以兽皮树叶蔽体”，刺史“勃然震怒”，不料众女回言道：“遵大人之命，振远古之风，怒何为？”画中一排“被发倮袒”的女子神情各异，最引人注目的是右侧那个望向刺史的少女，丁先生在她半露的脸上勾勒出一只瞪得圆圆的大眼睛，眸子一点，顿然点活了全图，也点活了整个故事。这只独特的眼睛不单属于画中人，它其实也应当属于旁观的作者，眼神之中几分得意，几分嘲弄，几分不满，几分抗争，果然是“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丁、陈从１９８４年的《荐贤》开始搭档，就此一发而不可收，前后合作长达２４年，亦可谓是“二十四番花信风”了。两人的合作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个显明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就丁先生而言，是以从西方学来的漫画技法“反映中国人的事情、中国社会的现实”（《最后的文化贵族・丁聪》），进而在此过程中结合进传统的线描手段，熔铸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就陈先生而言，则是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与五四以还源自西方的新文学传统冶于一炉，鉴真破幻，述往思来，以一支生龙活虎的灵妙之笔为时代写照。而两位作者合起来看，中，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抱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西，是“科学”、“民主”价值的理性认同，是社会文化批判的自觉意识。一方面，两位作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繁盛中见萧条，于欢娱中见悲凉，于太平中见动荡，于长久中见短暂，见微而知著”（《唐诗图・何事欢娱中，易觉春城暮》）；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敦促“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改变自己，适应并参与创造新的生活――一种主动的、积极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世相图・克服矛盾》）。冷眼热肠，覃思谠论，睿智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片掩抑不住的蔼然仁者之心。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文似看山，起伏蜿蜒；思如流水，空明澄澈。眼观六路，神游千载，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乐山乐水，正尔相宜。
述阅读随感既竟，仿“诗画话”法，集《世相图》句，以结全篇。诗曰：
世事洞明皆学问（《隐名法》），风光善与四时同（《难得摩登》）。
盛衰治乱从头捋（《版本今学》），不尽新思气吐虹（《套话的由来》）。
(“陈文丁画”系列:《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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